“老板，打包一份炒面，用泡沫饭盒就行！” 如今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店、快餐店，这样的场景依然常见。那些轻飘飘、白花花的一次性泡沫饭盒，曾是80后童年记忆中挥之不去的“白色阴影”——课本里反复强调它几百年无法降解，长辈们告诫装热饭会析出毒素，二十几年前国家更是三令五申严厉禁止生产销售。可为何时隔多年，这种被钉在“白色污染”耻辱柱上的餐具，依然能在市场上横行？

答案藏在政策的反复、利益的诱惑与监管的漏洞之中。从1999年首次被列入淘汰目录，到2013年意外解禁，再到近年部分地区重申禁令，一次性泡沫饭盒在“禁”与“放”之间摇摆不定；而其极低的生产成本，让商家趋之若鹜；监管的缺位与回收体系的薄弱，更让它有了卷土重来的生存空间。这场持续二十余年的“禁而不绝”，不仅暴露了环保治理的短板，更让“白色污染”的隐患持续威胁着生态环境与公众健康。

对80后而言，记忆中“禁止泡沫饭盒”的政策信号清晰而强烈。1999年，原国家经贸委首次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列入《淘汰落后生产能力、工艺和产品的目录》，要求2000年底前全国范围内淘汰；2001年，国家经贸委再次发布紧急通知，明确“所有生产企业立即停止生产”，强调其在生产、使用、回收各环节的严重问题——发泡剂破坏臭氧层、高温析出有毒物质、难降解造成环境污染、回收处理难度极大。那些年，学校里的环保宣传、街头的公益广告，都将泡沫饭盒列为“白色污染”的头号元凶，让“拒绝泡沫饭盒”成为全民共识。

但政策的转折发生在2013年。当年2月，国家发改委发布第21号令，从淘汰类产品目录中删除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，同年5月1日，被禁14年的泡沫饭盒正式“解禁”。发改委给出的理由看似充分：可回收再利用、国际上许多国家仍在使用、能节约石油资源，且经检验符合食品包装卫生标准。这一政策调整，瞬间打破了此前“全面禁绝”的治理格局，为泡沫饭盒的回归打开了方便之门。

更令人困惑的是，解禁后的政策始终处于“模糊地带”。部分地区如广州、上海等，近年仍明确“禁止生产、销售及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”，2026年1月，广州白云区市场监管局还查获一批违规销售的泡沫饭盒，强调其属于“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”；但在全国层面，既无统一的禁令执行标准，也无明确的监管细则，导致“你禁我卖”的跨区域流动频发——在禁止销售的城市生产，运往监管宽松的地区售卖，形成难以阻断的灰色产业链。这种政策上的“摇摆不定”与“区域差异”，让商家有了可乘之机，也让消费者陷入“到底能不能用”的困惑。

政策反复的背后，是环保与利益的博弈。支持解禁者认为，随着回收技术的进步，泡沫饭盒的环境危害可得到控制，且其耗材少、性价比高，能降低餐饮商家成本；反对者则坚持，泡沫饭盒的降解周期长达数百年，回收体系尚未完善，大量使用仍会造成“白色污染”，且高温下析出的苯乙烯单体对人体危害明确，2009年就曾发生过微波炉加热泡沫饭盒导致十余名员工急性中毒的事件。这种争议至今未决，也让泡沫饭盒在政策的灰色地带中持续生存。

泡沫饭盒禁而不绝的核心，在于其难以撼动的价格优势，背后是餐饮行业“成本至上”的利益驱动。对小吃店、快餐店、外卖商家而言，泡沫饭盒的低价是无法抗拒的诱惑，哪怕明知其有环境与健康隐患，也愿铤而走险。

我们来算一笔明白账：一个一次性泡沫饭盒的重量仅5-6克，原料成本极低，生产设备投资1万多元即可开工，8小时能生产5000多个。按市场售价，每袋500个泡沫饭盒仅售50元，折算下来每个仅8分钱；而环保塑料饭盒每个售价0.35-0.5元，可降解饭盒价格更高，是泡沫饭盒的4-6倍。对日均使用数百个饭盒的餐饮商家来说，这笔成本差距极为可观——一家小吃店每天用200个饭盒，用泡沫饭盒每天成本仅16元，用环保饭盒则需70-100元，一年下来能节省近3万元。

这种“低成本高利润”的诱惑，让不少商家无视政策规定与社会责任。更有甚者，部分黑心商家为进一步降低成本，使用回收的废弃塑料、工业级聚苯乙烯树脂生产泡沫饭盒，这些劣质产品在高温下释放有毒物质，威胁公众健康。

城乡结合部的小作坊成为主要生产基地，废气废水直排加剧环境污染。商家侥幸心理与消费者环保认知不足，共同纵容了泡沫饭盒的持续使用和销售，形成恶性循环。